多少税收上缴朝廷。福建路本来就没有多少可耕作的土地，闽籍乡民被迫出海谋生，而貌似繁荣的外贸，却基本被泉州的宗室与蒲寿庚等回回商人侵吞，这些人的利益又与朝廷官员紧紧纠缠，官府其实收不到多少税收，每年还要耗费巨资养着泉州的数千宗室；而两广还处于山高林密的半原始状态，土地产出有限，如果加强征税会引发民变甚至叛乱。实际上，此时在整个南宋帝国，税收已经重得老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，很多地方的税甚至提前征收到几十年之后，如果再压榨百姓，那等不到蒙古人南下就会被民众推翻。

　　既然税收无法增加，便只有在节流上想办法。皇室的开支自然不能减，官员的俸禄也不能减，那只有在军费上想办法了。在朝廷全年的财政支出中，单军费一项就占据了九成。巨额的军费支出，战胜后动辄数百万缗的赏赐，使南宋朝廷早已不堪重负。同时，边帅武将与朝内掌权者相互勾结，疯狂贪默军资，长期以来朝内竟然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提出“核军旅之实”。而对危机贾似道只好推出“打算法”，以便清理军费开支，事实上他也知道这会遭到一众边帅武将的反对，会在前线守军中掀起滔天巨浪。

　　所谓打算法，就是对军队的财务状况进行重新核算，试图减少吃空额，喝兵血的现象，本来也是好事。南宋军队的吃空额喝兵血现象，从立国之初便习以为常。即使许多名将亦不可免，如韩世忠麾下满额七万，实际战兵常年不过三万，像岳飞这样严格律己，麾下大军全额满编的将领，近乎凤毛麟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军中空额越发严重，甚至高达近五分之四，每年拨给五万人所需军费，实际兵额不过一万一千；阔端攻四川时，川陕宋军满额定员十万，实际只有曹友闻部两万余人死战于阳平关，于皆不见影踪；如池州水军满额定员三千，实际兵丁只有一千，去掉老弱病残，可上阵者不足二百。

　　如果能公正地执行“打算法”，绝对有利于增强宋军的战斗力，但贾似道却心怀私心，将“打算法”作为排斥责异已的工具。对“打算法”实行选择性的执行，对自己的亲信是从轻从宽，或者干脆对其贪腐行为视而不见，但对那些与自己有隙或不愿依附的将官，从严从重处罚，甚至编织罪名加以陷害。如以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为首的吕氏家族贪腐严重，他为了脱清关系，派其子吕师夔向国库移交了大批钱便了事，其贪污行为并未被追究。贪婪成性的俞兴则是送了大量金银给他贾似道，也只是被罚俸了事。上述的两人顺利过关，皆因他们都是贾似道的亲信。

　　而对自己看不顺眼或有过节之人，贾似道则往死里整。如对向士璧、曹世雄、高达这几个名将，把他们抗击蒙古兵人侵时支取的钱粮，都说成是贪赃，然后再给他们扣上侵盗官钱的罪名，轻者罢官流放，重者下狱迫害致死。王坚钓鱼城一战成名，出于妒贤忌能的心理，他便将王坚调离到闲职；高达曾对其表现出不屑并出言讥讽，他则借此机会将其下狱。曹士雄也因对其不阿謏奉承，而遭流放致死。湖南制置使兼知潭州向士璧，被贬漳州后还令其责偿，最终因此而死。以上这几人即便算不上干净，但在人人皆贪污的南宋官场也算是有节操之人。实际上向士壁为了抗蒙，曾将自己百万贯家财都捐出来资助军队。更重要的是这几人都是极有本领的将领，他们被罢免或下狱之后，贾似道提拔起来的亲信大都是范文虎等草包平庸之辈，这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直线下降，实属自毁长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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